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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葛洲坝阻断命门的中华鲟,还会有通达江海的未来吗?2015-12-12 11:52:43 | 编辑: | 查看: | 评论:0

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其坝下4公里处水域是中华鲟唯一的天然产卵场一早,研究人员解剖食卵鱼,查看其腹中是否有中华鲟鱼卵水下视频拍摄工具

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其坝下4公里处水域是中华鲟唯一的天然产卵场

一早,研究人员解剖食卵鱼,查看其腹中是否有中华鲟鱼卵

水下视频拍摄工具

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的中华鲟    摄影/沈晴

中华鲟研究所人工繁殖的子二代

物种档案:中华鲟,大型江海溯游性鱼类,江河出生,浅海长大,是目前长江中最大的鱼类,成年个体长四五米,重达500公斤,寿命约为40多岁,国家一级保护保护动物,白垩纪残留至今最为古老的现生鱼类之一,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1.4亿年。

 

从宜昌中华鲟核心保护区的渔政码头出发,船行约8公里,江面逐渐开阔。江中有葛洲和西坝洲两个小岛,把长江割成三条水道,葛洲坝因此得名。

行至近处,寒风依旧吹不散雾气,眼前的大坝也仿佛深锁江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下称“长江所”)的副研究员张辉站在船头,像往常一样皱眉凝视这片水域——刚刚从江底费力拉起的采卵网中,除了几尾死虾和有机废物,并未寻获中华鲟鱼卵。这块区域被普遍认为是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唯一的天然产卵场。

落空已持续两年。张辉最近一次在例行科考中发现野生中华鲟,还是2012年。当时,他们还能从渔民那收来的铜鱼、黄颡鱼、吻鮈等食卵鱼腹中,解剖出直径约4毫米、绿豆大小的黑色中华鲟鱼卵,进而证明种群的自然繁衍。但之后两年,在尝试了水下视频拍摄、鱼探仪搜寻、江底采卵等多种方法后,科研人员还是发现,这处存在了20多年的产卵场,已经找不到产卵繁殖的迹象。

“今早的水温19.9℃,偏高,或许等再冷一点,刺激鱼的性腺发育,就能产卵了。”张辉这样说服自己。“目前为止颗粒无收,但一旦找到就具有历史性意义。”10月,中华鲟繁殖季开启,他所在的长江所科考队要日复一日地追踪检测,直至明年2月。张辉的老师、长江所研究员危起伟则忧心得多,“中华鲟种族数量每况愈下,目前,每年溯游不足100尾,这个问题有多严重,绝不是一条鱼的问题、一个偶然的小问题。”

这位科考活动技术组组长从事中华鲟研究30余年,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他提示了易被忽略的一点:作为江海溯游的大型鱼类,中华鲟亲鱼由海入江,也带来了海里的物质,约有35%消耗于长江,其中20%是卵,15%是消耗脂肪后的排泄物。这些稀有的海洋物质,将有益溯游江段的生物多样性。“由江入海,淡水中的都流入海水中了,但海水中的物质怎么逆流?洄游性鱼类是最重要的。”

一个好消息是,今年4月至8月,在长江口监测到了3000余尾中华鲟幼鱼,为近10年之最,这也意味着可能有新产卵场形成。为此,9月28日,农业部发布《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并主导了时隔30年后的再一次中华鲟产卵场调查。11月下旬,第一财经记者跟随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来到湖北宜昌、荆州,实地探访中华鲟科考之行。

长江边的渔政码头,宜昌

声呐设备探测

大坝之殇

长江所的研究基地设在靠近宜昌夷陵长江大桥的小码头上,这里也是宜昌渔政码头。上午8点起,鱼老大纷纷载着渔获来到码头。一位凌晨3点开始作业的渔民过完秤后抱怨着收成——只有5斤。

在近3个月的科考季里,研究所以40元/斤的市场价从渔民处收购铜鱼,产量更少的鳜鱼则是50元/斤,每天需要解剖四五十斤这类食卵鱼,才能较为科学地检测该水域是否有中华鲟产卵迹象。近两年产卵场消失后,科考期也拉得更长,“就怕中华鲟来得早,走得晚,却没有产卵。”张辉有些焦虑,今年的水温较往年更高,而17.5~20℃,是最适宜中华鲟产卵的。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高勇认为,野生中华鲟无自然产卵的主要因素,是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去年多个月份的海水升温,“大坝的影响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包括危起伟在内的诸多学者指出,三峡大坝自2003年蓄水后,其造成的滞温效应、流量变化、水位变化均是中华鲟产卵活动减少的主要原因。科研人员还发现,哪怕这些指标仅在小范围内浮动,一些敏感的亲鱼宁可在长江“白跑”一趟,也不愿草草产卵。

“一般的河流水深不过十来米,而三峡水库前段时间蓄水175米,相当于十倍水深,却只有1/10表面积。”危起伟将三峡水库比作一个巨大的温室,水库吸热后散热不及,出现了滞温。WWF的数据显示,1980~1983年、2002~2005年、2013年中华鲟产卵期(10~11月)的平均水温分别为16.2℃、17.8℃和23.8℃,导致近20年来繁殖期向后推迟一个月。

过去几十年,中华鲟普遍受到水利工程、航运、污染、过度捕捞等影响,但最致命的还是1981年投入使用的葛洲坝。中国工程院2013年的综合评估报告显示,这座“长江第一坝”截流前,每年洄游到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的中华鲟超过3500尾,1985年下降至2000尾,2005年已不足500尾。2010年,中华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极度濒危”(CR)级别。

葛洲坝南侧的一处隔流堤则见证了渔政和水利工程的博弈。这个本应于葛洲坝建成前就完工的项目,在成立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后才开工。“2005年,渔政在例行巡视中,发现工程队在枯水期抢工期,大的挖掘机还没有进来,但船舶在江里抛石,工事已经露出水面。”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卢林回忆,在这场拉锯战中,渔政部门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但隔流堤因为各种原因成了烂尾工程,给中华鲟的产卵场带来了倾覆性的破坏。

葛洲坝截流后,阻断了中华鲟在上游涪陵至金沙江下游约600公里江段的16处产卵场,并在葛洲坝下方的围垸倒塌处偶然间形成了稳定的产卵场,但其面积仅为之前的5%。“产卵场地方小,不利于鱼卵孵化存活,是导致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危起伟惋惜道,“一条500斤的中华鲟,鱼卵就重100斤,90%以上都被食卵鱼吃了。”

成年中华鲟被捕捞和误杀的情况则更为惨烈。葛洲坝刚截流那年,溯游产卵的中华鲟不到上游心不死,不少扎堆撞坝而亡,被坝下发电的水轮机绞死。鱼最多的时候,人们远远望去,江面上、浅滩处总能见到不完整的中华鲟尸身,或是断头的,或是成截的。其余的也难逃渔民的合力捕捞。危起伟记得,那年捕杀了近2000余尾,在宜昌的大街上,两个板车拖着巨大的中华鲟的场景并不鲜见,至今想来令人发寒。

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

放流中华鲟

江海断绝

荆州市荆州区后湖港水库旁的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平日里大门紧锁。大院的空地种起了菜,另一头的角落则圈着一群咯咯叫的鸡。地上不时淌过循环的池水,夹杂腥淡的鱼味。

再往里走,各有两个催产池和培养池。隔着厚厚的玻璃,这些身披五行骨板、眼睛细小、嘴前方长有4 条吻须的大家伙,正悠哉地扭动着,它们都是从小在池子中长大的子一代和子二代。靠南的池子中,唯一的那条野生中华鲟威武有力,很是显眼,饲养员介绍,其重约250公斤,这在野生种群中仅属中等,野生成年个体可长至四五米,重达500公斤。而目前,1997年出生的子一代不过100多公斤,皆已成熟。这些人工繁殖的子代比其父母要小一半以上。

失去了海水的滋养,中华鲟种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基因衰退。“雌性中华鲟一般是要达到350斤到600斤才能第一次成熟,而现在人工养殖中华鲟第一次成熟平均不到200斤,有的110斤就成熟了,个体很小,而且抗病能力非常差。”危起伟曾说,“增殖放流不能直接作用于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但是一种不得已情况下保种的办法。”

1995年前后,科研机构将中华鲟受精卵培育到了10公分以上的大规格幼鱼。2009年,全人工繁殖技术取得突破,子一代在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子二代,填补了此项空白。然子代没有经历淡水-海水-淡水的溯游过程,能否于淡水中促进性腺发育,像野生种群那样“回家”产卵并依旧保有祖先的记忆和优良基因?自国家决定不在葛洲坝上为中华鲟修建过鱼通道,30年间对人工增殖放流的质疑不曾平息。

数据显示,近30年来,葛洲坝上的中华鲟研究所已累计向下游放流人工繁育中华鲟56次,共500万尾。2007年,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所放流的数量累计达到700万尾,但成活率而言一直未对外公开。多位科研人员暗示,初期10年放流对野生中华鲟数量的补充微乎其微。“人工根本养不活,到江里也很难存活,放下去就成了其他鱼的饵料。”危起伟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华鲟无法自然繁育。

就算幼鱼排除万难游到了长江口,亲鱼溯洄比30年前更难。2007年,长江所曾放流了两尾人工繁殖的中华鲟亲鱼,其中一条450多公斤的雌鱼过了一年后往产卵场方向溯游,科研人员一路追踪其身上植入的超声波标记,待葛洲坝近在咫尺,却失去了所有信号。

“最后宜昌派出所抓到一伙鱼贩子,一共杀了11条中华鲟,11条啊,我们的鱼就在里头。”危起伟难掩伤感,2007年至今,长江所超声波标志的中华鲟亲鱼,有3尾入海后回到长江繁殖,均被误捕后致死。“长江沿岸有一部分人,至今保留着吃中华鲟的传统,特别是石首、洪湖一带,不排除有黑窝点。”他遗憾地说,中华鲟生长缓慢,雄性最早8龄成熟,雌性最早14龄成熟,一生仅溯洄四五次,有些遭误捕致死的中华鲟是第一次“回家”,却再也回不去大海。

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喂食

工作人员记录每天各池中华鲟的情况 

后福?

自然保护区所处的葛洲坝坝江段虽然划有核心区、缓冲器、实验区,但由于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入川必经之路,又地处宜昌市中心,无法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禁止一切人类活动。江面来往船舶众多,航运繁忙,且不乏大吨位级。2008年,保护区更是惨遭“割尾”,由80公里变为50公里,核心区由50公里缩短为20公里。缩短的水道主要是在宜昌下辖区猇亭,当时正在建立猇亭临江工业园区。

“中华鲟如果灭绝,不是鱼殇,而是河海之殇。中华鲟的存亡,是长江以及近海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标。”危起伟表示,亲鱼在长江中不摄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匆匆“过客”,因为它把海洋物质带入淡水,丰富了江河的物质多样性。

过去,长江中江海、江湖洄游性的物种有很多,比如短距离溯游的中华绒毛蟹、“长江三鲜”之一的鲥鱼、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发现产卵场的鳗鲡等。“洄游性物种都没有了,也许是很致命的生态后果。因为所有的都是下去的,没有上来的。”他说。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洪铸的研究也发现,在长江中,生态系统越完整,河流、湖泊跟海洋通达性好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更丰富,物种数量更多,江海、江湖溯游也更畅通。基于此,除了生态修复、十年禁渔、控制水体污染、改进人工繁殖和驯养外,WWF长江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总监朱江还认为,“长江的保护,特别是水生物的保护应该从体系出发,考虑干流、大坝、通道、生态调度、连通性等,实际上,江海互通,江河互通,它们都是一个整体。”

事实上,由于体型大、生活史复杂、对环境要求高,在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影响下,世界上多数鲟鱼都处于濒危或极度濒危状态。比如四川人常说的“千斤腊子万斤象”,前者为中华鲟,野生个体最重可达600公斤,后者即指白鲟,比中华鲟更大,但早在2003年就失去了自然繁殖的迹象。不过,鲟鱼保护也有成功例子,比如美洲的湖鲟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被IUCN评为无危物种。

去年11月,长江所接到武汉渔政电话,说有渔民误捕300余公斤的中华鲟,救助人员现场发现,这条雌鱼呈侧翻失衡状态,伤势严重,疑被螺旋桨致伤。幸运的是,经过一年细致救治,这条近20年来发现的最大野生中华鲟于上月入住北京海洋馆。危起伟给它起名“后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也是他从事研究30余年来第一次给鲟命名。

1.4亿年来,地球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鲟也亲历着长江的万年变迁。即使在明朝时期秭归江段发生崩滩,阻断长江38年,也没能中断它们的繁衍之路,在秭归下游江段继续生息。20世纪中期,中华鲟还是我国一种比较重要的捕捞鱼类,曾广泛分布于黄河、钱塘江、闽江、珠江等江河中,1996年后仅长江尚余。危起伟希望这个古老的种群能有后福。“如果找到新产卵场,经过设计、论证,能够将它保护起来。”另外他也提到,本着“谁破坏谁治理”原则,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是中华鲟种群锐减的主要影响因素,应该积极配套相关的投资。

(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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