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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泄洪村的经济样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2016-07-14 11:15:33 | 编辑:niu | 查看: | 评论:0

腾讯财经 周纯 许文苗 发自武汉 |编辑:丁磊洪水,对于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对于住在泄洪区的人们来说,它是生活里的一种常态。

腾讯财经 周纯 许文苗 发自武汉 |编辑:丁磊

洪水,对于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对于住在泄洪区的人们来说,它是生活里的一种常态。

泄洪区(分洪区)是指在河流湖泊水位上升,达到洪水警报线时,由人工打开一缺口,向规定的地区引流洪水,以减少对水域周边、尤其是大城市的的危害,这一规定引流地区就被称为泄洪区。

60岁李爱莲,已经在泄洪区生活了40多年。十年文革时期,年少的她,随父母从沔阳逃荒到了消泗乡。在当时,消泗乡与沔阳相比犹如鱼米之乡。然而,让李爱莲始料未及的是,消泗乡并未理想中的乐土。在这里,她的生活不断遭受洪水滋扰,有时候她的土地几乎颗粒无收。

消泗乡位于武汉市蔡甸区西南一隅,距离武汉城区约80公里,与汉南区隔河相望,面积143.33平方公里,总人口1.96万人。作为泄洪区,这里也是此次武汉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

“当时的雨就跟瓢泼似的。”李爱莲向腾讯财经《棱镜》回忆起7月5日晚上的大转移,仍心有余悸。这场持续了6个多小时的深夜大转移,共转移了消泗乡1.2万人。这些人以村为单位,被安置到各个学校、景区等14个安置点。

根据蔡甸区政府提供的数据,在此次洪灾中,消泗乡农作物绝收面积43352亩,直接经济损失1.01亿元;渔池绝收面积8370亩,直接经济损失4185万元。在统计的12个村庄中,李爱莲所在的罗汉村受灾最严重,农作物直接经济损失1638万元,过水房屋25户,受损房屋5户。

一个泄洪村的经济样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

备注:港洲垸、罗汉垸、南边湖垸、洪南垸、渔汉垸五个民垸全部进水,绝收面积31767亩,直接经济损失8894.76万元。图为消泗乡2016年灾情统计表,蔡甸区政府提供。

对于李爱莲而言,她的一生与水患搏斗过无数次,今年的经济损失空前严重。尽管不用像1984年那次那样,担心口粮问题,但当她向《棱镜》回忆起一次次的洪灾、泄洪,语气中有一种面对轮回的无力感。

从历史上看,消泗乡的存续、发展,与当年号召垦荒有一定关联。如今,消泗乡身在泄洪区,除了承担洪水造成的不可抗损失之外,还需要自行承担地区性的防洪、治洪工作与成本,这更使得当地可持续发展雪上加霜。

为此,因地制宜地转型发展,发展工业与旅游业,成为诸如消泗乡等泄洪区的出路。然而,以农业为基础这些地区的转型之路,并不轻松。

水患轮回,频遭“绝收”

在李爱莲的记忆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消泗乡罗汉村还是一片湿地。

在国家开荒号召之下,李爱莲跟随父母从临县沔阳(现仙桃)搬迁到此地。一家人开始围堤造地,憧憬这里的土地能带来食物和安定。

与李爱莲家类似的迁移案例,并不在少数。多位消泗乡村民向《棱镜》透露,他们都是四五十年前随父辈一起迁居到此地。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大规模围垦造田现象。“地少人多让这些群众到湿地开垦,这些地区原本应该调蓄洪水,最后被人为开发,子孙在此繁衍,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刘树坤向《棱镜》解释道。

四十多年后,身处安置中心的李爱莲,心心念着家里的20亩土地。“家里就收了一季油菜花,播种下去的玉米、黄豆和棉花还躺在地里。”

“绝收”被李爱莲反复提起。如果没有洪水,李爱莲一亩棉花地的收入是3000元、玉米2500元,黄豆在1000元左右。按照往年的情况,20亩土地上的这些作物,能给她带来四万六千元的收入和粮食。刨去土地租金、种子化肥等的成本,李爱莲今年的收入应该在两万元左右。

消泗乡紧急转移行动已经过去一周,李爱莲听说这次大降水天气要持续一个多月。“过了秋、百事休”,这意味着等她回家,将错过所有播种的机会。李爱莲盘算着,如果入冬前能种一季油菜花,来年春天还能有些许收入。

地处仙桃通顺河下游分洪道南侧的消泗乡,由民堤民垸和湿地组成。历史上,这里一直是分蓄洪区,遇大雨“十有九淹”,被称为“水袋子”。

李爱莲的生活也屡遭水患滋扰。

1983年6月中旬以来连降暴雨,汉江水位上涨到28.9米,蔡甸区被水围困,消泗乡最终炸堤泄洪。李爱莲家的平房地处低洼地带,洪水快淹到屋顶。李爱莲一家人被迫借宿在地势较高的村民家,直到一个多月洪水消退后才返家。

1984年,长江流域再现水患。消泗乡上游的杜家台开闸泄洪,受分洪水量波及,李爱莲家再度被淹。那一年,因为提前收割了一些作物,加上政府给的救济粮,家人才能勉强维系生活。

1998年,长江出现全流域特大洪水。饱受水患之苦的李爱莲决定搬家。“那年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学,每天在水里趟来趟去,我担心水来了人就没了。”李爱莲将老房子的宅基地改为田地,花费2万元(当时中国农民年均收入2090元,)从村民手中买下高处住宅,用以躲避洪水。

此后,李爱莲一家还经历了2010年洪水。

李爱莲在安置点向《棱镜》谈起这些过往称,经历多次洪水的她,即使在年初就得知今年的雨水会多过往年,仍然抱有一丝侥幸,依旧按照往年的规模播种。

用李爱莲自己的的话说:“农民在家不种地,还能干啥呢?”

自筹资金,护堤自救

与李爱莲所在的罗汉村安置点离家40多公里不同,曲口村的安置点汉南中学与村庄仅一河之隔。

73岁的黄永成说:穿过曲口大桥,步行一公里就能到达在对岸的家。

一个泄洪村的经济样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

图说:通顺河上的曲口大桥,水位已经接近低矮处的民房。

由于汛情紧张,随时都有溃堤的危险,在5日晚上转移出来之后,曲口村就被戒严了。与黄永成一样,想回村喂喂家禽、或者想搬点东西出来的村民,都被安保人员拦在了桥头,即使他们脖子上都挂着村委会临时特制的“村民证”。

一个泄洪村的经济样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

图说:曲口村村民向《棱镜》展示的村民证,他们戏谑称这是“难民证”。

“除非你们书记打电话过来,同意了才能进去。”一位年轻的安保小伙子一遍又一遍地向黄永成等前来试探的村民解释。

《棱镜》8日在汉南中学安置点再次见到黄永成的时候,他正摇着蒲扇,坐在一张狭小的行军床上。在这间20多平方的教室里,课桌都被码到了墙角,空出的地方摆放着22张行军床。正值炎热的晌午,没有空调的教室闷热得像一座蒸笼,有6台壁扇在吱吱作响。

一个泄洪村的经济样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

图说:汉南中学安置点。

白天的安置点除了老人就是小孩。“像他们这些年轻一点的都上堤去了。”黄永成指着隔床的一位村民向《棱镜》解释到。而他口中所谓“年轻一点的”村民,今年也已经50多岁,两鬓发白。

“我们这冒得(没有)30多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一位40多岁的妇女翻起身来补充称,当天村里就出动了50多名男劳力、20多名妇女,去堤上抢险。

43岁的村民唐师年,看上去就是典型的庄稼人,皮肤晒得黝黑。在5号的暴雨之后,他这几天每天都去上堤,主要工作是码沙袋。

“由村书记组织,想去的就去,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他一边说,一边给《棱镜》展示在堤上拍摄的视频。视频中,装满泥土的白色纤维袋被成堆地码在堤上,另一边则是一望无际的水域,齐堤高的水在风浪的推动下,已经渗透到垸子里来。

在村民自发上堤抢险4天后,10号上午,由于曲口村北堤水位告急,蔡甸区出动50名城管队员到北垸垒堤抢险,奋战3个小时才排除险情。在唐师年看来,绝大部分时候,村民们“只能自救”——除了人,还有钱。

《防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江河、湖泊的治理和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需投资,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分级负责,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

唐师年们所保护的堤坝,属于民堤民垸。消泗乡政府的一位官员向《棱镜》介绍,按照相关规定,民堤民垸属于各乡镇自己管辖的范围,自筹资金进行管理。

入不敷出,补偿寥寥

《防洪法》对民堤民垸的规定,不仅使得像消泗乡这样的分洪区,在洪灾时节得不到国家人力上的优先支持;也由于缺乏专项资金支持,使得平时的防洪支出成为乡政府的一大负担,让原本就不充裕的财政收入更加捉襟见肘。

据上述乡政府官员介绍,消泗乡拥有全区最长的民堤民垸堤线,全长98公里,都需要乡里自己出资防守,牵涉到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堤线太长,平时只能对危险地段进行防护,但一遇到像今年这种全线面临溃堤的极端情况,根本管不过来。

他以临近乡镇侏儒山街做对比,侏儒山街的堤线仅长三四十公里,是消泗乡的二分之一不到。“堤线长了之后险情也比较多,险情多了投入也会增加。”而由乡里自筹资金来防洪是杯水车薪,受制于资金限制,使得消泗乡水利堤防这一块薄弱,基础非常差,“一搞就溃堤”。

湖北省水利厅厅长王忠法在7月份也公开提到,长江一些支流堤防、民垸,至今普遍没有进行标准建设,中小河流应对超标准洪水能力普遍偏弱。

消泗乡防洪资金匮乏,并非个案。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报道,荆州当地的基层干部反馈,2006年以后,整个荆江流域的治理,国家投资项目减少,地方财政投入不足。分洪区荆州市公安县的水利局官方表示,2006年至2015年,县政府采取补助性政策投入水利工程资金总额为3960万元,年均不到400万元。然而,据测算,该县平均每年用于小型泵站的维修改造与小型涵闸等配套工程建设资金需2500万元。

以建泵站为例,需要建泵房、电费、人员管理费、维修费等各项开支。消泗乡乡政府官员向《棱镜》保守估计,一个泵站一年的费用在30万元左右,而这样的泵站,仅在曲口村就有7台。

作为一个农业型主导乡镇,消泗乡的经济在蔡甸区排名靠后。据蔡甸区政府官网公布的年鉴显示,2012年全区生产总值为263.67亿元,消泗乡仅为5.2亿元。和消泗乡条件类似的侏儒山街为14.5亿元。

在财政收支上,消泗乡更是常年入不敷出。以2014年为例,全区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2.6亿元,消泗乡财政收入仅为1918万元,排名末尾,财政支出3402万元;2012年财政收入1509万元,仅为侏儒山街的一半,财政支出2700万元。

“消泗乡没有自己的工业,基本上没什么财政收入,只能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上述乡镇府官员向《棱镜》介绍道,如今靠种传统的棉花、玉米、粮食根本赚不到钱,使得年轻的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了。

按照消泗乡总人口1.96万人、此次转移共1.6万人的大数计算,消泗乡在外务工的人员总计有3000多人,占比约18%。李爱莲家的儿女也在外打工,由年届六旬的她与丈夫照看小孩和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行分洪之后,国家会给予一定的补偿。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刘树坤介绍,分洪区在运用分洪功能后,国家一般会从被保护地区的税收中拨出部分资金来补偿分洪区。

根据国务院发布施行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蓄滞洪区运用后,区内居民的农作物、专业养殖、经济林、住房等水毁损失,以及无法转移的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水毁损失国家将给予补偿。

至于补偿标准,各类损失有所不同。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分别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40%-50%、40%-50%补偿。住房按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按照水毁损失的50%补偿。

而多位村民向《棱镜》反馈的信息是,往年洪灾后的赔偿少之甚少。李爱莲回忆称,1983年洪灾过后,政府只给了一些救济粮,并无资金补偿。

连消泗乡这位官员也坦承,往年洪灾过后,政府也只能象征性地解决一点,不可能解决村民的根本问题,“还是得靠自己”。

工业受限,转型不易

发展农业又绕不开“十年九汛”的难题,发展工业缺乏基础,消泗乡不是没想过要转型。

在刘树坤看来,如何达到发展经济和保障分洪功能的平衡,考验着分洪区政府的智慧。

目前国家对于分洪区的发展秉持两个原则:一是确保人口安全,一是“许出不许进”。“分洪区经济过度发展,并不利于洪水风险管理。”刘树坤表示,目前分洪区一般不允许外来人口落户,严格控制资本投资进入,防范潜在洪水风险。

这意味高投资的工业城镇模式,并不适合消泗乡这样的蓄洪村庄。“农业经济+湿地经济+旅游经济”的模式,成为它的新选择。“下一步我们想重点发展旅游业。” 前述消泗乡官员称。

《棱镜》获知,依托当地的油菜花和沉湖国际湿地资源,消泗乡提出了“春观油菜、夏赏野莲、秋望芦苇、冬探候鸟”的四季旅游概念。2012年就曾举办过武汉市第一届观鸟节,2013年开始,每年举办油菜花节。

一个泄洪村的经济样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

图说:一块巨大的指示牌涵盖了消泗乡的旅游资源。

旅游带来的收入也呈增长之势。2014年消泗乡产生直接旅游收入1500万元,比上年同期翻番;截至2015年3月,消泗乡共接待旅客20万余次,实现直接旅游收入5000万元。

在前述官员看来,消泗乡可以参照浙江西溪湿地的发展模式,“他们恢复了湿地,搞了个生态旅游,搞得还蛮好。”

公开资料显示,西溪湿地内原有10个行政村、5.3万人居住。2013年,杭州开始“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修复了45处自然和人文景观。2005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同年接待游客485万人次,实现经营收入2.76亿元。

虽然找准了方向,但问题依然不少。按照政策要求,湿地区域不得建房子,不能遭受破坏,这就涉及到拆迁和修复的问题。这两项巨大的工程,对于当下的消泗乡而言,任重而道远。

政府的此次救灾行动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用最年长的黄永成的话来说:有地方住,一日三餐有人管,每天还发一瓶水,有什么要求政府都尽量满足,“这在以前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前述消泗乡官员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以他的经验来看,救灾工作不能搞长,搞长了就没办法保证各种问题不会出现。“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时难”,他当下最希望的是,赶紧把积水排出去,让村民回家安顿下来,开展自救。

然而事与愿违,在连续放晴了一周之后,新一轮的强降雨于12日再次袭击武汉,预计此轮降雨量将达到200—300毫米。

消泗乡村民回家的归期,还将推后。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爱莲、黄永成、唐师年,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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